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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kunft und Beruf 2007:
http://www2.zukunftundberuf.de/zukunftundberuf2007/zeitung_2701_QiGong.html

Zukunft und Beruf 2009:
http://www.zukunft-und-beruf.de/

Volkeshochschule (VHS) Paderborn:
http://www.paderborn.de/microsite/vhs/uebersicht/suche.php

Familie-Bildungsstätte Paderbon:
http://www.i-basis.de/dp/ansicht/kunden/ebw/kbs-paderborn/kursprogramm/webbasys/index.php?urlparameter=kathaupt%253A1%253Bkatid%3A54%3Bkatvaterid%3A52%3Bkatname%3ATai+Chi%3B

IN VIA Bildungswerk:
http://www.invia-paderborn.de/material/Programm.pdf

On Interlinguistics (Online Essay by Qiao Yi)

“ 语际语言学”评介 （Online Essay）


联邦德国蒂宾根大学语言学教授马利欧•万德卢斯加（Ｍ．Ｗａｎｄｒｕｓｚｋａ）是当代语际语言学的创始人。根据他的理论，每一种语言、每一个语系乃至整个人类语言都是由固定成份和变化成份构成的复杂的系统，其中变化成份是由地区、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大家都是多语种的人，都要学习有关社会的、职业的、集团的语言以及种种特殊的语言。我们往往还要学习外国语或其他民族的语言。凡是有语言的地方，总会需要翻译。以此为背景，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当代语言学理论，一种有关语言汇合及混合语言的社会语言学，一种有关翻译和翻译比较的语言学，这就是语际语言学。自从语际语言学问世以来，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讨论，至今方兴未艾。此间还产生了一些流派，从语言汇集和语言比较等侧重面综合全面地开展语际语言学的研究。


语言学的研究任务是调查和描述人类语言的形成过程，搞清楚它们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在当今科学高度发达的世界，全人类越来越趋于形成一个统一体：各民族休戚与共、互相依赖、互为依存。但是，由于全世界有三千种不同的语言，再加上有不计其数的方言和群体语言的差异，人们在相互理解方面的障碍依然是很大的。在这种局势下，语言学还必须研究语言隔阂的现状以及消除这些障碍的手段。

然而，迄今的语言学研究大都把每一种语言看作是在形态和功能方面自我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规则系统。例如形形色色的正规语法一直都在试图把各自的对象语言归约为恒定的、有内聚力的统一体。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的《生成转换语法》正是这种试图的理论代表，他提倡把人类语言看作是一种无差错的、理想化的规则处理机制，从而可用数学手段加以精确描述。事实证明，这种试图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它在理论上的前提条件“在完全同样的语言背景下由熟练掌握这种语言的理想的对话双方进行交际”是难以保证的。和这种理论设定的单一语言的完美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人类实际面临着不完美的多语种和多语种的不完美。

人类语言的能力和表现绝不是单语制的。人们都有掌握多语种的能力。迄今没有任何自然语言是人们除母语之外不能附加习得的。人类语言的多元化赋予每个人习得多语种的机制。即使在我们各自的母语范围内，我们也是多语种的。例如我们在学校使用的文化语言对比我们在童年时期习得的受地区、社会、文化限制的语言来说，无疑是我们的头一种第二语言。我们还能很快地掌握和使用社会许多领域的集团语言，例如中学生用语、大学生用语、体育比赛用语以及各个专业用语。我们在家里使用的语言也跟在工作中和社交中使用的语言有很大的不同：俗语和雅语的区别是很大的。我们多语种的机制在社会文化光谱的五彩缤纷的彩虹中充满了活力。我们的语言绝不是清一色的单一系统。每一种语言都是许多语言的混合体，每一种语言都是多元化的聚合系统。

我们在学校里以及在国外的环境中都能学习别的民族的文化语言。当今全人类的大多数都具备着一种不完善的双语制或多语机。个人的、家庭的、集团的双语制或多语制现象属于社会语言学在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双语制和多语制也是语言混合及混合语言的基础。在全世界没有哪一种语言是“纯粹”的。各种语言能够相互渗透和混合体现了这样一种证实：在所有各种单个语言的后面存在着一种全人类的共同语。如果有人试图从德语中剔除所有从法文和英文中引用的成分、剔除所有来源于拉丁文的成分、剔除所有与现代文明相关的希腊和拉丁文术语的话，那么则无疑会把德语归约得支离破碎。英语作为日尔曼和罗曼语系的混合语也是这样，经不起剔除和归约。语言学的研究需要尽力地阐明多语机制在历史、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和作用。多语机制以及语言混合乃是语言变化的原因之一。没有哪一种语言是排他的、孤立的、不可分割的系统。

即使是我们的母语，要想十全十美地掌握它已经是很难的了；再想地地道道地讲一种外语则更困难。再说，没有哪一种语言是自身完善的，没有哪一种语言是纯净的。语言正如生活本身一样，是不完善和不纯净的。


既然人们有能力习得多语种，也就有能力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事实上，即使在人们各自的母语中也存在一些翻译问题。例如德国人

将“Ｅｒｄａｐｆｅｌ”翻译为“Ｋａｒｔｏｆｆｅｌ（马铃薯）”、
将“Ｓｏｎｎａｂｅｎｄ”翻译为“Ｓａｍｓｔａｇ （星欺六）”、
将“ｖｉｅｒｔｅｌ ｚｅｈｎ”翻译为
“ｖｉｅｒｔｅｌ ｎａｃｈ ｎｅｕｎ（九点一刻）”。


在汉语内部也有此种类似释义的翻译：例如将“土豆”翻译为“马铃薯”、将“礼拜日”翻译为“星期天”、将“差一刻三点”翻译为“两点四十五”，等等。纵观历史，凡是有语言的地方也就有翻译。自从人类的早期，就产生了翻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足以表明：在各个语言的不同形态和结构的底层，存在着一种人类的共同语言。

然而，翻译是有其局限性的，原因有三：译者双语制的不完善、双语之间对应单位的不完善、各个语言自身的不完善。对这些因素进行更加深入仔细的研究是翻译语言学的一项特殊任务。任何语言比较都是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之上的。任何双语词典实际上都是凝缩了的翻译。任何双语比较语法实际上也都是系统性的翻译。各种类型的比较语言学在当代有了长足的发展（Ｋ．Ｒｅｉｎ１９８３）。为了捕捉语言活的真蒂，有必要对各式各样的大量翻译进行对比研究。我们在各种语言之间所进行的日常翻译给这种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

所谓语际语言学就是多语种的语言学、语言混合以及混合语言的语言学、涉及翻译和翻译比较的语言学、也就是有关语言比较的科学。语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在于人类的多语制：探讨各个语种的相关性和人类语言的共同性，消除隔绝人类相互交往的语言障碍。

世界上所有人类语言的共性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在各个语言中发现了哪些普遍存在的、反复出现的东西呢？每种语言都有元音和辅音、“开口音”和“闭口音”吗？在每种语言里各有哪些特定的元音和辅音？哪些语音因素为各种语言所共有？语言的共性还体现在语言构成的心理法则、称谓和表述之间的相互贯通。称谓是对词汇而言，表述是对句子而言；所有的人类语言都包括这两种结构层次。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特定的形式和套语进行问候、命令、拒绝、同意、肯定及否定；不少语言都有指代对话双方（亦即“你”和“我”）的代词（例如汉语的“咱们”）。大多数语言都有特定的形式用来表达时间和空间、数量和质量。在任何语言中，人们总是使用各种各样的词汇来表述人类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例如表达人际称谓的概念：父母、兄弟、男人、女人、孩子、朋友、敌人；表达生活体验的概念：饥饿、恐惧、愤怒、爱憎、善恶、生死；表达大自然的概念：天地、日月、水火、昼夜，等等。词汇和称谓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这种体现各种语言共性的词汇集合能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共同生活世界的大致轮廓。

虽然所有的人类语言存在着这些共性，但是，在地球上使用的语言可谓是千差万别。这些不胜枚举的、各语种之间的千差万别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每种语言的个性究竟是体现了当初创造这种语言的人种的个性呢，还是是体现了当今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种的个性呢？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生活世界的形式和结构也是千差万别的呢？


语言共性的功能可以在我们共同的人类生活世界中加以论证。如果我们所有的语言都有某种特定的共同形式进行提问，如果地球上的各种语言都用一个相同的词来指代“太阳”、“夜晚”、“饥饿”、“爱情”、“善良”、“邪恶”等等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则可以认为：我们的人类世界（无论是我们周围的世界还是我们内心的世界）和我们的人文条件正是以一种必要性来要求这种表达上的可能性的。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妨可以说：人类语言的所有的共性功能都带有精神方面必要性的特征。然而世界上的语言千差万别、各具独特的特征，其必要性又究竟何在呢？我们为什么不讲一种全人类的共同语言呢？

人类世界不单单是指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世界。人类具有各种不同的科学、技术、文化、宗教，划分为各种不同的民族、社会、国家。各个人类生活团体都有各自根深蒂固的、五花八门的不同特性，语言更是千差万别，分别为各自的语言区域服务。问题仅仅在于：语言形式和结构的多元化和人类生活团体的经历与思维的多元化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哪些语言机制的差异能够体现人类不同的世界经历和世界观念呢？一种语言的哪些形式和结构是因为这种语言的不同的社会背景而必须有必要与其他语言相区别呢？在我们充满矛盾的多元化的语言之中，精神方面的必要性是什么，历史上的偶然性又是什么呢？人为故意形成的是什么，约定成俗的又是什么呢？

在德语中，布谷鸟称为Ｋｕｃｋｕｃｋ，这是模仿它的叫声命名的，这类词汇的起源显然具有人为的因素。然而德语将鸽子称为Ｔａｕｂｅ则没有任何人为的动机，这类词汇的起源带有任意性，因而是约定成俗的。在任何语言中，约定成俗的词汇总是多于人为构成的词汇。但是，这两类词汇无论是哪一类都与被指代的事物存在着一种认同关系，也就是在人们主观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名称和所指之间的同一性。

人为干预、约定成俗、认同关系这三个概念不光适用于单词的语音范畴，还适用于各个语种不同的词汇的编排和组织形式，也就是我们语言的五花八门的语词结构。例如关于亲属称谓的语词结构，由于受到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繁简各异。汉语中的“伯”、“叔”、“舅”，均可归结为德语的Ｏｎｋｅｌ；而德语的Ｇｅｓｃｈｗｉｓｔｅｒ又是一个能够包括汉语“兄”、“弟”、“姐”、“妹”的上位集合概念。又如法语名词ｌａ ｖｅｒｖｅ是一个具有民族心理认同的、
表达多种激情混合的上位概念词，别的语言很难用一个确切的词来翻译。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人为干预、约定成俗、认同关系这三个概念还适用于语言的语法结构。以名词的语法性别为例，如果一个名词的性别是根据人类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实而确定的，那么则带有人为干预的特征，例如根据自然属性划分阳性（ｄｅｒ Ｍａｎｎ）、阴性（ｄｉｅ Ｆｒａｕ）和中性（ｄａｓ Ｋｉｎｄ）。从生物性别引伸出来的隐喻性别也可以带有人为干预的因素，例如拉丁文的太阳（ｓｏｌ）是阳性，月亮（ｌｕｎａ）是阴性，中文与此不约而同；而德文却恰好相反：太阳（ｄｉｅ Ｓｏｎｎｅ）是阴性，月亮（ｄｅｒ Ｍｏｎｄ）是阳性。在其他很多情况下，词义隐喻与形式转录的混合、人为干预与约定成俗的混合决定了名词的语法性别。回顾语言发展的历史，这种对于现实世界的语言上的三分法是很不全面的，甚至是非常矛盾的。在很多场合下，性别的隐喻联想根本没起作用，例如德语中三种餐具的名称：勺子（ｄｅｒ Ｌｏｆｆｅｌ）是阳性，叉子（ｄｉｅ Ｇａｂｅｌ）是阴性，而刀子（ｄａｓ Ｍｅｓｓｅｒ）是中性，这些都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语法性别的约定成俗的特征通过语言比较则更加明显，同一个名词在不同的语言中，其语法性别可以各异：例如“长凳”在德语中是阴性（ｄｉｅ Ｂａｎｋ），在法语中却是阳性（ｌｅ ｂａｎｃ）；“计划”在德语中是阳性（der Ｐｌａｎ），在荷兰语中却是中性（ｈｅｔ ｐｌａｎ）。这些词汇语法性别的确定带有历史的偶然性。在印欧语言中，不再划分语法性别的突出的例子是英语，这可谓是一种解脱和进化，但是，也有过头之处，连表示人物的许多名词也不再区分男女了。例如英语ｆｒｉｅｎｄ一词不再象德语那样区分男朋友（Ｆｒｅｕｎｄ）和女朋友（Ｆｒｅｕｎｄｉｎ），为了弥补这一缺欠，采取了若干人为干预的结构手段用来替代已经退化了的形态手段，例如在中心名词之前增添另一个表示性别的词以区分男女：ａ ｇｉｒｌ ｆｒｉｅｎｄ（女朋友），ａ ｍａｎ ｎｕｒｓｅ（男护士），ａ ｌａｄｙ ｄｏｃｔｏｒ（女医生）。

语言的表层语法结构有时能够反应深层的心理结构。例如“最近过去时”在不同的语言中采
取不同的结构手段，法语采用复合动词：Ｉｌ ｖｉｅｎｔ ｄ’ ａｒｒｉｖｅｒ．
（他刚刚到），英语和德语采用副词修饰的手段：Ｈｅ’ｓ ｊｕｓｔ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Ｅｒ ｉｓｔ ｇｅｒａｄｅ， ｓｏｅｂｅｎ ｇｅｋｏｍｍｅｎ．又如对于一种行为，我们
往往愿意省略或回避它的施事，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结构。对于这种心理结构可借助于不同的语法结构加以表达：被动语态（Ｙｏｕ ａｒｅ ｗａｎ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ｅ），
无人称形式的主动语态（Ｍａｎ ｖｅｒｌａｎｇｔ Ｓｉｅ ａｍ Ｔｅｌｅｆｏｎ）。

人为干预不仅仅限于语言的共性部分。一种语言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独特之处也可以是由特定
的民族、社团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念加以人为干预而形成的。然而，具有批判精神的语际语言学必须试图加以解释的是：在语言的不同形态和结构中，究竟哪些能够反应世界的影象亦或受到世界影象作用的影响；而又有哪些只是从其他民族、社团和文化中沿袭过来的，在千百年间约定成俗。如果说自然语言难得十全十美的话，那么全靠人为动机的干预而不断进化的自然语言也同样是很难得的。只有人工语言（特别是国际辅助语和控制论语言模型）是全靠人为的干预而设计出来的，是人类语言精华的人为汇集，因而可以作到比较完善。事实上，有关人工语言的设计与评估已经成为语际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流派（Ｒ． Ｈａｕｐｅｎｔｈａｌ，１９７６）。

语际语言学是一种具有批判精神的语言学。语言学家对于作为他们研究对象的语言经常毫无
批判态度，这是不太正常的。很多语言学家，如果说他们尚有敏锐的批判精神的话，也只是用来为语言的各种特定的结构进行论证和辩解，例如解释某种结构形式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他们的批判精神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语言学家只是语言的解释者和辩护士，而不是批评家和评论家，他们不相信许多语言范畴是由历史的偶然性造成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语际语言学以评判的态度承认和分析各种错综复杂的偶然性对各个语言的影响，探讨它们的不完善的欠缺之处，这正是语际语言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范畴。事实上，现代数理语言学或控制论语言学也都必须恰当地处理这些语言中的偶然因素。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从各个角度观察都是一个完善的系统，从而忽视了由历史的偶然性所造成的不完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理论上的失
误。事实上，各种自然语言都是不完善的，各有其欠缺之处。语际语言学应当以一种评判的精神揭示人类语言在一系列特征范畴中的各种欠缺之处。我们考查这一系列的特征范畴时不难发现：国际辅助语（例如世界语）在这些方面之所以可以作到比较完善，则是由于能够通过语言学家的人为的精心设计而去粗取精、集众之长。然而，与人工语言相比，自然语言虽然更加生动活泼，却难免有各种天然的缺点，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这些特征范畴可以归纳、总结、概括为以下五个评论研讨课题：

⒈ 类推与破例
⒉ 多重形式与多重功能
⒊ 冗余与欠缺
⒋ 明晰与含蓄
⒌ 恒量与变体

围绕这五个课题可以展开非常广泛、深入、具体的语际语言学研究。万德卢斯加教授在他的
专著中结合许多西方语言对这些课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我们在这里仅仅对它们作一个简略的介绍和引荐，从而为针对特定的语言展开进一步的语际语言学研究打下一个基础。


课题之一： 类推与破例

类推是对规则而言，例如某种规则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可以举一反三地加以运用。破例则是有
悖于一般规则，是对常规的违背。在自然语言中，没有例外的语法规则几乎是不存在的，因而类推也往往陷入困境。当我们考查一些欧洲语言的动词过去时、过去分词、名词复数以及从形容词派生副词的构成规律时就会发现不规则的破例现象比比皆是。类推的不可靠及破例现象是历史的偶然性给自然语言造成的不完善的特征之一。


课题之二： 多重形式与多重功能

多重形式与多重功能是一对互补现象。多重形式是指同一种功能有好几种表达形式（例如德
语的名词复数有几种不同的词尾或变音的表达形式），而多重功能是指同一种形式用来表达好几种不同的功能（例如英语的词尾Ｓ，三态同形的动词ｐｕｔ，ｓｅｔ等）。多重形式与多重功能的现象在自然语言中普遍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人工语言才有可能作到形式与功能的一一对应，这也是评价国际辅助语设计方案的一项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同一种功能只用一种形式表达，而同一种形式只用来表达一种功能（例如世界语的形态词尾Ｊ仅用来表达复数，而复数也只有这一种形态表达）。


课题之三： 冗余与欠缺


冗余是指信息的重复，也叫剩余度。不同的语言有多寡不一的冗余或剩余度。例如“政党”
这一词组，其复数与单数比较，英语（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仅在名词有复数变化，冠词和形容词无变化；而意大利文这三个成分同时体现复数信息，因而产生冗余。德语介词名词的变格制约往往也是格标记的重复。与此相反，欠缺是指信息的不足，因而往往产生歧义。例如德语在口语交际时（也就是在不考虑大小写的情况下），“ＨＡＢＥＮ ＳＩＥ ＳＩＥ ＧＥＳＥＨＥＮ？”这个句子竟然有五重以上的歧义，例如说不清是否“您见到了她”还是“他们见到了您们”。信息的冗余与欠缺是自然语言难以避免的现象。


课题之四： 明晰与含蓄

某种语言表达如果必须靠语言环境和上下文的补充信息才能使人明了的话，那么这种表达则是一种不明晰的含蓄表达。例如象“我现在在这儿”这样的句子，无论代词还是表示时间和空间的副词都需要参照量才能确定具体所指。又如“铅中毒”和“血液中毒”的施受事关系不同，但“鱼中毒”则兼有两种可能，如果缺乏语言环境就很难明确施受事关系。往往有这种情况：同一个概念在某一语言中是含蓄的，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是明晰的，例如拉丁文往往独立使用不带介词的第六格（离格）名词，然而这种情况在译为英文时就必须选择适当的介词，使含蓄的词格关系明晰化。


课题之五： 本元与变体

所谓本元是指在总体和本质上所具有的共性，是语言中的固定成份。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尽管有不少变体上的差异，但它们仍不失为是同一种语言。任何一种自然语言实际上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本元与变体的产物。变体是语言中的变化成份，变体的差异反映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成语等诸方面。造成各种变体的因素涉及地理、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具体地说，方言、俚语、行话、文学语言、戏剧语言、科技语言、宗教语言、政治语言、儿童语言都可以成为特定本元基础上的各种变体。我们的母语都是一个多语种的复合体。本元与变体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从宏观考察，每一个语族、语系乃至整个人类语言也都是由本元与变体构成的复合体。然而，变体的表征不应和联想的内涵相混淆，尽管这两者经常发生关系。有关本元与变体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即是语言标准化问题。


对上述五个课题展开讨论，有助于我们对万德卢斯加教授的语际语言学理论要点达成整体上
的理解。现在让我们将这些理论要点总结归纳如下。

从我们多语制的现状出发，我们必须从新考虑整个语言学的研究体系。人类的多语制体现在每个人掌握多语制的能力。然而多语制总是不完善的，正如每种语言也是不完善的一样。即使在我们各自的母语中，多语现象依然存在。我们需要学习各种社会语言、文化语言、专业语言和集团语言，它们互相交织、互相渗透。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我们必须不时地更换所使用的语言。我们注意到：任何一种语言实际上都是许多语言的聚合体、是本元与变体汇合而成的混合体。

人们经常要学习外语。在当今世界中旅居于异国他乡的客座职工和侨民与日俱增，多语制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许多国家都面临多语制的问题，例如印度、瑞士、比利时、加拿大等等。在当今的世界上到处都有多语种的个人、多语种的集团、多语种的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关于多语制（包括双语制）问题及其心理、社会、文化方面的条件与效应问题近年来多有研究。将语际语言学模型用于外语教学领域有着十分现实的实用意义。笔者结合在欧洲的汉语教学和翻译工作而制定的语言对比模型已在《论语际语言学模型和机器翻译在汉语教育控制论实验中的作用》以及《引导源语言的语际语言学模型》（Ｑｉａｏ，１９９３，１９９５）等论文中进行过详细的专题报导。

多语制问题是语言混合及混合语言的基础。无数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人类各种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是可以互相渗透、互相混合的。其中洋泾浜英语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语言混合对于语言演变起着重要作用。例如拉丁文在罗马帝国的各省与当地语言相混合而逐渐演变为罗曼语系的诸语言。法语和英语都是由底层语言和上层语言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长期混合而成的语言。所谓人工语言实际上就是人为的、有选择的语言混合。

语言混合最容易发生在词汇方面。由于词汇结构最容易反映出每种自然语言的不完善，所以往往要从其他语言中借用词汇和用语，弥补自身的不足。然而借用词汇和用语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其中不光涉及借词和外来语问题，还涉及到对构词法和翻译法的借用和模仿问题。各种语言在词汇方面的相互渗透往往会遇到语音和书写方面的困难。因此，外来语的读音和书写问题确实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人们往往会忘记这些词汇的外来血统。就任何一种自然语言的自身而言，都具备同其他语言融合的天然属性。人为的语言排外措施是很难行得通的。在西方，拉丁文对欧洲诸语言在科学术语趋于统一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
说，科技论文和学术报告所使用的各种主要欧洲语言实际上都是一个共同语言的方言变体。

有关外语学习的语际语言学也要涉及语言混合问题。在外语教学法的研讨中经常涉及到母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对外语学习的作用、影响和干扰，并提出各种有针对性的错误分析和教学方案。一些有关应用语言学的国际刊物对语际干扰问题早已展开多方研究。例如在各种欧洲语言之间就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语际干扰，许多书写相同的单词在各语种中义项并不吻合，它们经常被称为“假朋友”。日语和汉语中也有不少这种“假朋友”，对于它们绝不要轻信和掉以轻心。在外语学习和翻译工作中必须排除这些危险的语际干扰。

语言学总要涉及翻译问题。翻译问题已经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研究人类语言也就是
对它们进行互相比较。语际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在强调语言对照比较方面持有不少共识（Ｈ．
Ｂｕｓｓｍａｎｎ，１９９０）。鉴于语言比较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有效地进行，因而可以不夸张地说，翻译是各种语言学的基础。不少语言学家对于翻译问题多有忽视，看不到它的重要科学研究价值，这种忽视翻译问题、忽视语言的语际关系、把每种语言看作是孤立单一系统的观点必须加以纠正。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语际间的交流。尽管语言之间的差异可能很大，然而这并不妨碍语言之间的可译性。通过翻译，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类多语制的状况。翻译的过程应当成为语言学的考查对象，从中还可以找到那些使翻译难以作到十全十美的各种原因。

对翻译进行语际语言学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各种语言的真实特性、了解它们在形态与结构方面的异同、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人的经历与思维结构的异同。这种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观察人为干预、约定成俗、认同关系这三者之间的关联，衡量每种语言的形态与结构由偶然因素造就的比例。这种分析还有助于我们将各种语言看作是类推与破例、多重形式与多重功能、冗余与欠缺、明确与含蓄、恒量与变体这五种关系的应力场。这种分析还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表达一切，也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必须表达一切。通过翻译分析我们可以看清我们各种语言的本来面貌：既有许多欠缺与不足，又是无以伦比地生动与活泼。

我们的人类语言并不是结构主义试图揭示的、由对立的微观系统所构成的宏观系统，也不是转换语法所期望的、由准确无误的操作规则机制所构成的体系。任何把自然语言视为理想化的单一系统的假设都会抹杀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有本质区别的那些特点。近年来语言信息的计算机处理和机器翻译有了许多发展。计算机的优势在于精确、快速、可靠、逻辑性强，特别适合于对人工语言的信息处理。然而计算机尚不能完全模拟和取代人脑对自然语言的加工方式。面对自然语言无比纷杂的现状，人的大脑有比机器更强的综合分析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因此，在机器翻译中给出人机对话和译后编辑的窗口是必要的。

从自然语言有别于人工语言的特点当中，可以反映出人的大脑的特有的工作方式。自然语言并非无可指责。自然语言是不完善的、不准确的、不可靠的，它们既有冗余又有欠缺。然而自然语言在关系涉及的可能性和明确与含蓄的表达方面却是无比的丰富多采和随机应变。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无比复杂和微妙的、与其他所有语言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通向人类语言世界网络的多元化系统。


（参考文献及通讯地址参见下页）

The Role of Interlinguistic Modelling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in the Experiment of Cybernetic Pedagogics f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Role of Interlinguistic Modelling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in the Experiment of Cybernetic Pedagogics f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Abstract)

By QIAO Yi


Cybernetic Pedagogics is the guiding line of the modelling approach of instruction; the related experiment involves psychocybernetics, educational objectivation, informational transformation (based upon Language Oriented Instruction), effect-measurement and lecture-planning.


Interlinguistics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may play powerful roles in the modelling of cybernetic language pedagogics. The argument can be envisaged from three points of views, namely,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in project designing. The efforts personally made by the author in such categories can be seen in details as follows:



1) Theoretical domain -

Interlinguistic modell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tructure; String transform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cf. the appendix)

2) Empirical domain -

Objectivation of lecturing,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s in accordance with educational cybernetics

3) Project designing -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reading and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hànzì);
Prototype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rojects for the databank ISD (International Scientist Document); Multilingual machine dictionary.

Interlinguistics in our case relat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Lo as a language modelling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structure. The purpose of the modelling is to facilitate the language studies by means of contrastive observation. In this approach, not only ILo (as well as German and English) functions as the enunciating language but also effort is constantly made to translate, compare, contrast and transfer between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 and the languages of the modelling orientation. In this way, we have established this interlinguistic modelling, whose conception involves in eight categories, namely:

1) lexical classification;
2) grammatical enunciation by steps;
3) systematical transplantation;
4) paraphrase by morphemes;
5) contrastive transformation;
6) comparati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7) structural disambiguity;
8) modelling partially by computer.

The crux of the modelling is to work out the various block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structure within a confined number of basic lexicon by means of lexical classification, morphemic paraphrase and some other related approaches.

The choice of grammatical entities is based upon the following criteria:

1) features and practical uses of various parts of speech;
2) features of important syntactic structures;
3) various sentence patterns;
4) word-order;
5) morphology ( such as case markers etc.);
6) lexical strutures;
7) pragmatics;
8) general properties of the language structures.

It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several dozens of such blocks in this approach. Each block has got its own headline with a specific grammatical topic, and the three components involved:

1) Discription of a specific grammatical topic ;
2) Paraphrase of each modeled sentence in Chinese characters (Hz), phonetic equivalence Pinyin (Py), morphemic transcription by the intermediate language (IL), and the transl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Lo);
3) Summary in the form of tabulation or in tree structure.




Machine translation is related with language cybernetics, whose principle is valid both in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instruction and in the objectivation of lecturing.

The approach used by the author in machine translation is based on relative analysis and independent synthesis. The relative analysis involves in dictionary look-up to form the primary string and the grammatical parsing to form the intermediary string. The task of synthesis is rearrangement of word order for the target language by means of string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al information conveyed by the intermediary language. (see appendix : String Transform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With the same approach, the author has developed Machine Translation projets for French-Chinese and ILo-Chinese concerning the databank ISD with the programming languages Basic, Cobol and Prolog. The automatic analysis of lexical and syntactical units by machine translation are valid for the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instruction (CALI).
Objectivation of instruction is benefited quite a lot from machine translation, for the principle of string transformation is valid in CALI as well.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instruction system Q consists of teaching manner (B) and teaching means (M), in short Q=(B,M). The conception of objectivation implies the substitution of human teaching system by non-human system Q as in the case of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where the teaching manner B should follow a precise algorithm in the form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The author's practice in the Institute for Business-Organis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BIT) is an empirical realization in educational cybernetics. The project developed is a computer-aided training system for both reading and writ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basis of this project is a multilingual machin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Pinyin, ILo, German and English, within a lexicon for the learning system P. Upon these data there is an overall program to stere the instruction algorithm.

As an empirical probation of educational cybernetics, in addition to what has been mentioned in case of lecture objectivation, we have made our efforts also in the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rses, for example, in the overall planning, the selection of teaching elements, didactics and efficiency measurement, etc.

In case of the measurement of lecturing increment, tests in the form of multiple selection normally take place for each lesson learned. It is preferrably to make notes for each student (No.S) and each question (No.D), in our situation altogether 14 students and 20 questions for each lesson, and see if each question answered by each student is correct (R) or wrong (F). By making a sum of the symbol F along both row (questions) and column (students), we can see explicitly which student is the least competent in that test and which question is the most unfamiliar to the students.

With the test in the form of multiple choice, we make difference between competence (internal state) and behavior (note). If a student gives wrong answers 6 times out of 20, he gets his note as his behavior R=7/10. Provided b=1/4 (in case that the multiple choice is among four possibilities A,B,C,D for each question), his competence (C) is then obviously:

C=(R-b)/(1-b)=60%

Based upon this, his prossible number of wrong answers by his competence might likely be more than that by his behavior; in this given case," the number of wrong answers in the test" F divided by (1-b) is 8.

For the statistics of lecturing increment, valid is the fomular W=Fv/Fn. (Here Fv is the number of mistakes made in the test before lecturing and Fn is that in the test after lecturing.) For those who needn't to have the former test because of their lacking of former knowledge at all, we have the equition Fv=D-D*b to evaluate, namely Fv is 15 provided D is 20. And if, for instance, Fn=5, then W=15/5=3. In case of, let's say, Fv=10 by the former test (only for those who have some former knowledge), and Fn=5, then W=10/5=2. The empirical average value of the lecturing increment by our experiment is approximately 3.

According to the fomular i(t)=Cv*T, the information learned depends upon the speed of learning (which is related with age) and the time consumed. The speed reaches its utmost arround the age of 21. We might compare a child of 10 and an adult of 40. In case that the information amount (let's say,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received by a child is more than that by an adult, what we could conclude is that the child consumes more time in learning (he may as well be learning even while playing with a native speaker of the language!) than the adult, for it is known that Cv(40)=0,5 bit/sec is still some quicker than Cv(10)= 0,4 bit/sec. (cf. Frank 1985). It becomes obvious that we can hardly compare the speeds of learning simply in terms of the infomation amount learned non-continuously within a broad spans of period.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we've come to a rational insight into the language training of adults. It is advisable to encourage them to learn with increased degrees of learning facilitation "*" , which can b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formula:

* = **Cv(A)I
For raising the value of * , it is much more essential and practical to reduce the subjective instruction information "I" than to increase the speed Cv(A) or the efficiency * of learning.



Appendix :
String Transform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A SLIT project report presented to University Paderborn (Summary)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re are three major procedure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namely analysis (A), transformation (T) and synthesis (S). Transformation can be performed independently or incorported with analysis or synthesis. In P.R. China, the major concer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is to render various foreign languages into Chinese, the usual approach used is relative analysis and independent synthesis (AT - S). According to the MT algorithm of the project TMFC, the relative analysis involves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parsings. The task of synthesis is the rearrangement of word order for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general layout of the project is composed of following subroutines. For lexical parsing there are three of them: the consultation of the major machine dictionary with segmentation of morphological endings, look-up of sub dictionary of word groups, and consultation of sub-dictionaries of homograph, polysemy and separate syntagmas. For grammatical analysis, four subroutines are available. These involve the treatment of verbs, punctuations and conjunctions, the processing of nouns, retreatment of conjunctions and syntactic analysis. Synthesi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is performed by the rearrangement of word order with both indirect and direct syntagmas of sentences.
To deal with the lexical sequence translated, there may be three stages for string transformation. Bythe consultation of machine dictionaries, the preliminary string is formed to render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the source sentence. The intermediary string is based upon the grammatical analysis, by which each syntagma is given a transformational constituent to present the deep structure. The consequence of such transformation performed by synthesis is the terminal string, whose sequence, as can be seen in the generative tree, is ready for the output of the target discourse.
The key argument of this approach is the 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by which contrastive features of the language pair are worked out in terms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constituents. Four domains are involved in such constituents: the information for word order shifting, occurrence of case markers, syntactic function and valency stratum. Each syntagma is indicated by the sequence number of the central word, which may be embraced by brackets to reveal the contraction ever occurred. Based upon such shifting of strings, the transformational tree is constructed. Finally, the string contracted consists of just three parts: the subject, the predicate and the object. With leaves of the terminal strings, it is easy to have the generative tree constructed. The procedure of the synthesis is known in its branches. Such foliage is virtually the semantic entities of the Chinese text in its right order.

Kettentransformation für Maschinelle Übersetzung

QIAO Yi


Kettentransformation für Maschinelle Übersetzung

(Referat anläßlich der zusätzlichen interdisziplinären Hochqualifikation SLIT an der Universität /GH Paderborn)

Es ist uns bekannt, daß bei der Maschinellen Übersetzung (MÜ) drei Hauptvorgänge vorhanden sind, nämlich Analyse (A), Transformation (T) und Synthese (S). Darunter könnte die Transformation ganz alleine oder in Verbindung mit Analyse bzw. Synthese durchgeführt werden. Bei uns ist der Hauptanlaß der MÜ die Übertragung verschiedener Fremddsprachen ins Chinesische. Deshalb ist das da übliche benutzte Verfahren die relative Analyse mit der unabhängigen Synthese (AT* S). Nach dem Algorithmus des Systems TMFC enthält die relative Analyse die Parsings von Maschinewörterbüchern und Grammatikreglungsparsern. Die Aufgabe der Synthese ist Wiederanpassung der Wortfolge für die Zielsprache.
Der Algorithmus des Systems besteht aus 6 Unterprogrammen. Bei den Lexikalparsings gibt es drei darunter, d.h.

1) Parsing durch das Hauptmaschinewörterbuch mit Trennung der morphologischen Endungen;
2) Parsing durch das Untermaschinewörterbuch der Fügungen, Wendungen bzw. Idiome;
c) Parsings durch die Untermaschinewörterbücher von Homonymen, Polynymen und Syntagmen.


Bei den Grammatikparsings sind verfügbar die folgenden drei Unterprogrammen:

1) Verarbeitung von Verben, Interpunktionen und Konjunktionen;
2) Verarbeitung der Substantive;
3) Analyse der Syntax.

Die Synthese der Zielsprache ist so durchgeführt, indem die Wortfolge anhand einer Intersprache angepaßt wird.
Bei der MÜ gibt es drei Phasen der Kettentransformationen. Nach den Nachschlagen der Maschinewörterbücher entsteht die primäre Zeichenkette, die die Oberflächestruktur der Ausgangsprache darstellt. Die intermediäre Zeichenkette baut sich auf der grammatischen Analyse auf, indem jede Wortgruppe ein Transformationskonstituent bekommt zur Darstellung der Tiefstruktur. Die Konsequenz der Transformationen bei der Synthese ist die Terminalkette, deren Wortfolge schon tauglich für die Ausgabe der Zielsprache ist. Dies wird beim Generierungsbaum dargestellt.
Der Kern des Systems ist die kontrastive Anaylse (AT), dadurch die Transformationskonstituenten von der Ausgangsprache zur Zielsprache ausgerechnet werden. Wiederanpassung der Wortfolge ist die Hauptaufgabe der MÜ. Vier Aspekte bestehen im Transformationskonstituent eines Syntagmas, nämlich:

1) Die Änderung der Wortfolge;
2) Das Zusammensein der Präposition;
3) Die Rolle der Syntax;
4) Die Ebene der Valenz.

Das Ganze der Transformationskonstituenten eines Satzes wird als Intersprache des Satzes genannt.
Jedes Syntagma (Wortgruppe) wird durch die Sequenznummer des Zentralwortes bezeichnet, das in den Klammern zum Kettenzusammenziehen steht. Auf der Basis der Umwandlung der Satzkette wird der Transformationsbaum konstruiert. Schließlich besteht die zusammengezogene Satzkette aus nur drei Teilen: das Subjekt, das Prädikat und das Objekt. Anhand der Ästen der Terminalkette kann man den Generierungsbaum konstruieren. Das Verfahren der Synthese wird durch die Baumknoten mit Etiketten bezeichnet. Die Ästen sind tatsächlich die semantischen Bestandteile der Zielsprache in der richtigen Kettensreihenfolge.

Eine weitere Diskussion

1) Eine Übersicht über die Maschinelle Übersetzung

Die Maschinelle Übersetzung ist ein Anwendungsbereich der EDV und ein interdisziplinärer Forschungsbereich zwischen Linguistik und Informatik.
MÜ - eine Übersetzung von Texten aus einer natürlichen Sprache in eine andere durch den Computer - gehört zu den schwierigsten Bereichen der modernen Sprachwissenschaft und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Am Institut der Linguistik der Chinesischen Akademi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hat der Author ein MÜ- System TMFC (Traduction à la Machine du Français en Chinois) entwickelt. Dieses System übersetzt automatisch anhand programierten Computers 100 französische fortlaufende Sätze ins Chinesische. Der Text beziet sich auf Astronomie.

2) Worüber muß die MÜ verfügen?

Die MÜ, die vergleichbar mit den menschlichen Übersetzern ist, muß ebenfalls über die Wortinventare und die grammatischen Regelungssysteme in Ausgangs-. und Zielsprachen verfügen. Diese werden jeweils als Maschinwörterbuch und maschinelle Grammatik genannt.
Jedes System der MÜ hat eigenen Algorithmus mit entsprechendem linguistischem Modell. Bei dem System TMFC spielen die linguistischen Doktrine Valenz- und Dependenzgrammtik von Tesnière und Transformationsgrammatik von Noam Chomsky eine wichtige Rolle. Das linguistische Modell des Systems baut sich auf Kettentransformation auf.
Selbstverständlich benötigt MÜ Programmierung des Computers, die dem gewissen Algorithmus nach die Parsings des Übersetzungsvorgangs steuern muß.


3) Wieviele Parsings gibt es beim System TMFC?

Bei der MÜ sind 3 Hauptverfahren vorhanden, nämlich Analyse (A), Transformation (T) und Synthese (S). Wenn die Transformation in Verbindung mit Analyse durchgeführt wird, heißt das System der MÜ relative Analyse und unabhängige Synthese (AT*S). Das ist der Fall des Systems TMFC, das den Text aus Französisch ins Chinesische automatisch übersetzen kann.
Nach dem Algorithmus des Systems TMFC beziet sich die relative Analyse auf 6 Parsings anhand maschineller Wörterbücher (I) und maschineller Grammatik(II), jeweils 3 Parsers:

I. Lexikalische Pasers:
a) Verarbeitung der morphologischen Endungen;
b) Parsing durchs Untermaschinewörterbuch der Fügungen und Wendungen;
c) Parsings durch die Untermaschinewörterbücher der Homonyme, Polynyme und Syntagmen.

II Syntaktische Parsers:
a) Verarbeitung der Verben, Interpunktionen und Konjunktionen;
b) Verarbeitung der Substantive;
c) Parsing der Syntax.

Die 2 Parsings der Synthese beziehen sich auf Wiederanpassung der Wortfolge für die Zielsprache. Sie werden innerhalb der zusätzlichen Ebenen B & C sowie der unmittelbaren Ebenen A eines Satzes durchgeführt.

Insgesamt gibt es 8 Parsings beim System TMFC.


4) Was für eine Rolle spielt das Maschinewörterbuch?

Das Hauptmaschinewörterbuch enthält zahlreiche statische Informationen für die Übersetzungen, z.B. Wortklasse, semantische Faktoren, Genus, Valenz, Tansformationsparameter, Anschluß zu den Unterwörterbüchern, u.s.w. Beim Parsing der getrennten morphologischen Endungen kann man noch die zusätzlichen dynamischen Informationen der Wörter kriegen, z.B.verschiedene Inflextionsinformationen.
Es gibt vier Untermaschinewörterbücher, d.h. Unterwörterbuch der Fügungen und Wendungen, und Unterwörterbücher jeweis von Homonymen, Polynymen und Syntagmen. Wenn ein französisches Wort lexikalisch mehrdeutig ist, soll es weiterhin durch Parsing im Polysemwörterbuch eindeutig gemacht werden.

5) Was ist der Schwerpunkt der Kettentransformation?

Ein Satz ist eine Zeichenkette. Beim System TMFC sind verfügbar 3 Kettenzustände mit entsprechenden Kettentransformationen.
1) Nach der lexikalischen Parsing anhand der Maschinenwörterbücher entsteht die primäre Kette, die die Oberflächestruktur der Ausgangsprache darstellt. Bei dieser Kette ist die lexikalische Ambiguität bereits beseitigt worden.
2) Auf dem syntaktischen Parsings baut sich die intermediäre Kette auf, indem jedes Syntagma ein Transformationskonstituent bekommt zur Darstellung der Tiefstruktur. Bei dieser Kette ist syntaktische Ambiguität bereits beseitigt.
3) Die Konsequenz der Transformationen bei der Synthese zeigt die Terminalkette, deren Wortfolge bereits der Zielsprache anpaßt. Die Terminalkette stellt die Oberflächestruktur der Zielsprache dar.

Der Schwerpunkt der Kettentransformation basiert auf die Umwandlung von der intermediären Kette zur Terminalkette durch die kontrastiven Parsings anhand der Dependenzgrammatik. Diese Umwandlung ist eine wessentliche Transformation von der Ausgangsprache zur Zielsprache.


6) Wie sieht ein Transformationsbaum aus?

Transformationsbaum präsentiert die Durchführung der Anweisungen nach den Transformationskonstituenten. Wie gesagt, nach dem syntaktischen Parsing wird dieKonstruktion der Satzkette zusammengezogen. Dadurch steht die intermediäre Kette zur Verfügung. Die intermediäre Kette besteht aus verschiedenen Syntagmen, z.B. GN (groupe du nom), GV (groupe du verbe) u.s.w. Für jede Funktionsgruppe bezeichnet ein Transformations-konstituent über die Dependenzbeziehungen, die Valenzwert, die Satzebene sowie die Kontrast- und Transformationsanweisungen für die Wiederanpassung der Wortfolge der Zielsprache. Beim Transformationsbaum bestehen die Anweisungen der Kettentransformation von Tiefstruktur zur Oberflächestruktur. Beispielsweise soll das folgende französische präpositionale Argument nach vorne gestellt werden im Syntagma: problèmes particuliers posés par les principales planètes falls Übersetzung ins Chinesische: P3+GN5=20GP 20GP+GN4=19GN4 u.s.w. Das Ergebnis ist vergleichbar mit der deutschen Übersetzung: von dem großen Planeten gestellte besondere Probleme.
Auf diese Weise wird die Wortfolge total geändert. In diesem Sinne bietet der Transformationsbaum das Vorfahren der Umwandlung von der intermediären Kette zur Terminalkette eines Satzes an..
Die Resultat der Synthese präsentiert der Generierungsbaum. Mit den Ästen der Terminalkette kann man einfach den Generierungsbaum aufbauen. An den Knoten stehen verschiedene Etiketten, die das Ergebnis der Synthese der Zielsprache darstellen, z.B. "19GN4". Bei der Synthse werden dieTransformationsanweisungen durchgeführt.. Mit der Ausführung der Transformationen anhand des Transformationsbaums ist der Generierungsbaum bereits verfügbar. Dadurch kann man ohne Schwierigkeit die Ausgabe der Zielsprache schaffen.

Was für eine Programierungssprache ist beim System TMFC eingesetzt?

Die Programierungssprache beim Prototype System TMFC ist COBOL. Es gibt insgesamt 12 Parsings der Programme mit ca. 7000 Anweisungen, dadurch weden 100 Sätze automatisch aus dem Französischen ins Chinesische übersetzt. Der damals benutzte Computer war der Großrechner Univac 1100 von den USA.
Für die lexikalischen Parsings haben wir vier Programmen: Aufbau und Nachschlage des Haupt- und idiomatikmaschinewörterbuchs. Für die Analyse der Ambiguität und der Syntax haben wir sechs Programmen: Homonyme & Polynyme; Verben, Interpunktionen & Konjunktionen; Substantive; Dependenz & Valenz; Syntaktische Analyse; und Synthese. Außerdem gibt es noch zwei Programmen für den Ausdruck der Verarbeitungsdokumente und die Ausgabe der Zielsprache. Selbstverständlich sind die notwendigen Sprachedaten, darauf die Programme sich auswirken, unentbehrlich.
Die Maschinewörterbuch ist eine Indexdatei. Die Wörtersind in der Stammform alphabetischangeordnet. Nachschlagen im Wörterbuch baut sich auf den Algorithmus von "Zweiteilung und Endungstrennung" auf.
Bei den Parsingprogrammen kommen viele Unterprogramme vor, die verschiedene fundamentale Rollen der Textverarbeitung spielen können, z.B. Abtastung über einen bestimmten Kettensumfang, Wortnehmen nach links bzw. nach rechts, Wortnummer angeben, Worteinfügen von links bzw. von rechts, und Wiederanpassung der Wortfolge.

Kettentransformation der TMFC mit einem Beispielssatz

1) Ein französischer Satz in seinem ursprünglichen Wortfolge. Eingabe der Ausgangsprache:

La1 particularité2 la3 plus4 remarquable5 de6 la7 planète8 est9 le10 système11 d'12 anneaux13 plats14 l'15 entourant16 dans17 la18 plan19 de20 l'21 équateur22 .23

2) Das Hauptmaschinewörterbuch gibt die fundamentalen lexikalischen Informationen an, noch vorhanden ist die Ambiguität der Wortklassen:

R/D1 N2 R/D3 (F)4 A5 D/P6 R/D7 N8 V9 D10 [N11 D/P12 N13 A14] R/D15 V16 P17 R/D18 N19 D/P20 R/D21 N22 .23

Darunter D= Artikel, R= Pronome, N= Substantiv, F=Adverb, A= Adjektiv, P=Präposition, V=Verb; R/D entweder Pronome oder Artikel; (F)=Mehrdeutigkeit, z.B. plus ist vergleichbar mit more oder most im Englischen; [...] Idiome bzw. Fügungen.

3) Nach dem Parsing der Untermaschinewörterbücher wird die vollständige primäre Satzkette verfügbar:

D1 N2 D3 F4 A5 P6 D7 N8 V9 D10 N(11) R15 V16 P17 D18 N19 P20 D21 N22 .23

4) Nach dem syntaktischen Parsing zieht die Kettenstruktur zusammen.Dadurch entsteht die intermediäre Satzkette. Jedes Syntagma wird durch einen Transformationskonstituent und einer Ziffer des Zentralwortes bezeichnet:

GN1 P1 GN2 GV GN3 R V-ant P2 GN4 P3 GN5 .
(2) 6 (8) 9 ((11)) 15 16 17 (19) 20 (22)
SA LPMB Präd OA ROB LMC LPEB LPMB

5) Die weitere Transformation und Zusammenziehen der Satzkette bei der Synthese:

* P3 + GN5 = (20)GP
* (20)GP + GN4 = ((19))GN4
* P2 + ((19))GN4 = (17)GP
* (17)GP + V-ant = (16)V-ant
* (16)V-ant + R = ((16))V-ant
* ((16))V-ant +GN3 = (((11)))GN3
* P1 + GN2 = (6)GP
* (6)GP + GN1 = ((2)) GN1

6) Der Transformationsbaum

7) Der Generierungsbaum

8) Mit den Syntagmen der intermediären Satzkelle kann man den Satz der Zielsprache synthetisieren. Dadurch entsteht die Terminalkette, deren Wortfolge bereits ganz geändert ist:

{ P1 GN2 Gn1 Gv P2 P3 Gn5 Gn4 V-ant R Gn3 .}

9) Anhand der Wort-für-Wort-Übertragung von der Terminalkette kann man endlich die Zielsprache ausgeben:

F: de la planète # la la plus remarquable particularité est dans
C: gai xíngxing de zuì xianzùde tèzheng shì zài
D: des Planeten die auffallendeste Eigenschaft ist entlang

F: de l' équateur # le plan entourant l' # le [système d'anneaux plats]
C: chìdào de píngmiàn huánrào ta de guanghuán-xìtong
D: der Äquators- Ebene umkreisender ihn Lichtring

Zielsprache: Gai xíngxing de zuì xianzùde tèzheng shì zài chìdào de píngmiàn huánrào ta de guanghuán xìtong.
( Die auffallendeste Eigenschaft des Planeten ist der Lichtring, der ihn der Äquatorsebene entlang umkreist. bzw. Die auffallendeste Eigenschaft des Planeten ist der ihn der Äquatorsebene entlang umkreisender Lichtring.)

Qiao Yi: Zhuangzi (Chinese Abstract)

作者： 乔 毅 〔联邦德国帕德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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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论文：

庄子著作中情感的语言表达及其德语与英语翻译的语际语言学研究


— 〈论文摘要〉 —


由中国道家宗师庄周（公元前３６５—２９０）撰写的经典著作《庄子》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宝库。他的著作对“道”这一哲学概念进行了论述，其中包含大量的寓言、神话和故事，作为人的社会行为的情感的语言表达在庄文中彼彼皆是。

根据中国的传统哲学可将人的情志归结为以木、火、土、金、水为代表的五种元素—亦即五行。属木及属火的五行情志划归于阳（例如：怒、喜同属激情型），属金及属水的五行情志划归于阴（例如：忧、恐同属压抑型）。属土的情志（例如：思）可兼容其他各五行情志。当阴、阳和谐之时，万物吉泰。

对于每种五行情志，我们都选出一正一付的汉语表达进行讨论。这样，在我们的研究模型中共有五行情志的十种语言表达。以木、火、土、金、水为序，各五行情志为主的语言表达为“怒”、“喜”、“思”、“忧”、“恐”；各五行情志为付的语言表达为 “恶”、“爱”、“欲”、“悲”、“惊”。


本文研究的基础是义项分析法。一个重要的事实在于：每个汉语感情词都是多义的。尽管一种纯先验论的翻译—以德语翻译为例—可归结为为主表达的Zorn
（怒）、Freude（喜）、Grubelei（思）、Kummer（忧）、Furcht（恐）以及为
付表达的Hass（恶）、Liebe（爱）、Begierde（欲）、Trauer（悲）、Schreck
（惊），然而在事实上，它们尚有很多其他的译法；这些庄子著述中感情表达的德语及英语翻译比纯先验的翻译复杂得多，有时甚至令人眼花缭乱。为了捋清头绪，我们首先应考察和确定从庄子著述中各截选的语录中诸情感表达的有关义项的应用状况。考察义项必须采取上下文相关的分析法。

譬如，我们把“怒”分为四个义项。举例地说： 选自《齐物论》的语录 ５/２/３８“狙公赋芋、曰：朝三暮四，众狙皆怒”中的“怒”取其第一
义项，即：生气（＋１H c: Zorn, Wut; anger, rage），两种德译文分别为 erzurnt 和 bose，英译文为 furious。而选自《逍遥游》的语录 1/1/2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中的“怒”则取其第四义项，即：奋发（＋４H: tatkraftig, energisch handeln; vigour, vitality），各译文均采取意译的办法，例如一种德译文用分词 kreisend 来表达腾飞的奋发状。按照心理语言学的分析，“怒”的第四义项为第一义项的心理变体和生理体现。

五行情志并不是孤立和静止的，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动态的、不时地处于转化之中。以五行相生、相克的观点考察诸情志的表征及变易是心理语言学重要的研究课题。例如选自《充德符》的语录 １３/５/３２ “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中的“思”，原为属土的五行情志，但一种德译文却将它译为属火的五行情志zugetan，究其原由，显然是基于“火生土”而导致的由“喜爱”向“思虑”的情志变易。

对情感表达翻译的评价都是在各截选的语录中根据这种语义分析进行的。本文的主要任务是针对从《庄子》中（以内篇为主）截选的含感情表达的诸多的语录及其德语与英语译文进行语际语言学及心理语言学方面的评论性的研究。翻译评论包括如下要点：

⒈ 确定和论证各情感表达在原文中的义项；
⒉ 对照两种德语译文 D１和 D２（分别为 Sylvia Luetjohann 及 Richard Wilhelm 的译本）及一种英语译文 E（Burton Watson 的译本）对各个情感表达进行语际语言学的对比考察鉴定；
⒊ 借助权威性的德语与英语词典—诸如大杜登 Duden 德语词典及 Webster 英语词典 —对译文进行语义分析；
⒋ 参照 Carroll E. Izard 等当代学者奠定的情感研究理论对感情概念进行心理语言学的分析；
⒌ 解释情感表达的变易，论证变易的过程及过渡区域；
⒍ 评论翻译的手法、特点、精采及有趣之处、置疑点，等等。

通过此项研究使我们确信，五行情志的语言表达大部分都是可译的。可译性建立在感情被指（Designe）的普遍性之上。

翻译的必要性建立在语言所指（Designant）的差异性之上。为了克服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语言转换起着重要作用。

将庄子原文著述中的各个情感表达译为德语和英语时所施加的语言转换包括以下五种类型：

㈠ 直译； ㈡ 意译； ㈢ 释义； ㈣ 隐喻； ㈤ 转译。

〖这篇论文是作者在帕德博恩从事语言学及哲学专题研究期间撰写的学术论文，为“德国人领会汉学思想”文化科学中心课题组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那里的学术活动奠定了一个基础。这项研究工作所沿用的理论模型详见作者所著《论语际语言学模型和机器翻译在汉语教育控制论实验中的作用》一文。〗

Zhuangzi (English Abstract)

Yi Qiao (Paderborn, Fer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 Project Report:

The Verbal Expressions of Emotions in the Works of Zhuangzi - An Interlinguistic Study to their Germa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s (An Abstract )

The works of Zhuangzi written by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Master Zhuang Zhou (365 -290 BCE) contribute a great deal to the world famous classics. The fundamental doctrine of the works is the Tao - e.d. the way to the truth. In these books there're a lot of fables, stories and fairy tales, in which untold expressions of emotions are used as social behaviours.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the human emotion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ive elements or rather wandering phases, namely the wood, the fire, the earth, the metal and the water. Each element stands for one of the wandering phases.
The wandering emotions wood and fire can be reduced to the substance Yang (e.d. male, e.g. both indignation and rapture belong to passion). The wandering emotions metal and water can be reduced to the substance Yin (e.d. female, e.g. both depression and timidity belong to dejection). The wandering emotion earth (yearning) is the most essential element, in which all the other elements can be incorporated. If Yin and Yang harmonize to each other, there will be a great peaceful coordination.
For each wandering emotion we have chosen a primary expression and a secondary expression to observ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is way we have all together ten language expressions in our studying framework marking the five wandering emotions. At the internal side of the framework stand the 5 primary expressions: nù, xi, si you, kong and, at the external side of the framework stand the five secondary expressions: wù, ài, yù bei and jing.


The basis of the studying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work lies in the procedure of semantic factors. A very important background is that, eath of the ten emotional expressions has more than one semantic value. Although the ten expressions can merely theoretically possibly be translated into German for the internal phases as Zorn, Freude, Grübelei, Kummer and Furcht, and for the external phases as Haß, Liebe, Begierde, Trauer and Schreck, there are however in fact a lot of other possibilities for the transla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German and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works Zhuangzi, we have fou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related expressions much more complicated, sophisticated and sometimes even confusing. Confronted to this situation we have first of all to find out the actual semantic value used by an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the original quotation of the works Zhuangzi. This implies, that the semantic procedure has to be applied context sensitively. For example, the Nù in the quotation 5/2/38 "Ju gong fu yu, yue: zhao san mu si, zhong ju jie nù" possesses the semantic factor +1Hc, e.g. anger, rage (German: Zorn, Wut) and is translated into erzürnt and böse by both German versions and into furious by the English version. Whereas the Nù in the quotation 1/1/2 "Hua er wei niao, qi ming wei Peng. Peng zhi bei, bu zhi ji qian li ye, nù er fei, qi yi ruo chui tian zhi yun." possesses the semantic factor +4H, e.g. vigour, vitality (German: tatkräftig, energisch handeln), and is translated figuratively, for instance by one German version, into kreisend to denote the exertion. According to psychlinguistrics +4H is a variety and a physical embodiment of +1H.

The wandering emotions are neither isolated nor static.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integrated, dynamic and always in motion. They may bring forth or eliminatate one another. The wandering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st an important domain of psycholinguistics. For instance, the si in the quotation 13/5/32 from the book The Virtues "Zhang fu yu zhi chu zhe, si er bu neng qu ye" is translated into zugetan by a German version, although it is origionally a wandering emotion earth. No wonder,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fire brings forth the earth with the wandering of the emotion affection to that of yearning.

Based uopn the many quotations with the semantic procedur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related expressions is evaluated. The main task of the research consists of the interlinguistic and psycholinguistic critical study of the ten expressions found in the Inner Chapters of the works Zhuangzi and their German and English versions. Upon each quotation we comment in the following way:

1. Determination with arguments of the semantic factor for a given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the original context.
2. An interlinguistic critical observation of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s in comparison with two German and one English translations. German Version D1 by Sylvia Luetjohann, D2 by Richard Wilhelm; English version E by Burton Watson.
3.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edcounterparts in accordance with dictionaries (Duden, Webster stc.)
4. Psycholinguistic analysis of emotional concep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dern emotion studies by Carroll E. Izard etc.
5. Explaination of the possibly wandering of an emotional expression (for example, it is explained, how the emotion is changed and where the wandering zone situates.
6. Evaluation of the translations in terms of their strategies, particularities and their excellent, interesting or doubtful points.

Our experience has convinced us, that the language expressions of wandering emotions can be translated in most of the cas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translation lies in the universal Désigné of emotions, or rather the emotional universality. The necessity of translation lies in the difference of Désignants between the language pairs. Available are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se barriers, we have to make use of the language transfer as an essential device.

Five strategies are applied for the language transfer for the translation of expressions of emo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classics into German and English:

1) literal translation;
2) figurative translation;
3) free translation or paraphrases;
4) metaphor, implicit or indirect translation;
5) translation by tranformation.

This is a project report presented to the Centre of Cultural Sciences, University Paderborn for the cooperative project "Verstehen und Aneignen chinesischen Denkens durch das Deutsche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of Chinese Thinking by means of German)" Abundant valuable materials are available in terms of language expressions of emotions as social behaviours.